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在中央苏区所辖的２１个县中，有抚州的广昌、黎川两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达到鼎盛时期。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下辖５０多个县，其中在今天抚州区域内的有１７个县，包括除现在抚州所辖的临川、东乡以外的９个县。抚州红色区域地处中央苏区的东北部，与白区接壤，是中央苏区的天然屏障，也是连接赣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枢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开展过重要的革命活动。抚州红色区域的巩固与发展，抚州红色区域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战役，抚州人民对中央苏区的支援和贡献，都对中央苏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过息息相关的作用和影响。
一、抚州红色区域对中央苏区的重要贡献
抚州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大革命时期的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抚州即建立了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1）。不久，东乡、宜黄、南丰、南城等县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和工会、农会。至１９２７年４月，抚州域内共有一个中共特别支部、２６个党支部和６５０多名党员（2）。在党的领导下，抚州域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抚州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但抚州人民并未被反动气焰所吓倒。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途经抚州南下广东，并在这里进行了“临川整编”，扩编了一个师。抚州人民给予起义军以热情的欢迎和支援，李井泉等４２０多名工农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起义军随军南征（3）。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军即深入抚州域内活动，并派出干部开展工作，在乐安、宜黄、南丰３县首先建立了县委、县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在广昌、南丰等地分散进行发动群众和筹款工作，成效显著。据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字号训令记载：“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4）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抚州域内除临川、东乡属白区和南城、金溪的部分地区属游击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红色苏维埃区域。按今天的行政区划说，抚州境内共有六个全红县。当时，抚州域内的苏区分属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和闽赣省，其中广昌、乐安、宜黄、南丰、崇仁属中央苏区江西省，黎川、金溪、资溪属中央苏区闽赣省。总面积１３７３４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余万。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先后建立了省委１个（闽赣省），中心县委７个，县委１４个，特区委４个；建立了省苏维埃政权１个（闽赣省），县苏维埃政权１４个（这些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先后有重叠）；建立了地方武装军团１个（红七军团），独立师１个，部分县先后建立了独立团和独立营、游击队和民兵等军事组织（5）。此外，还建立有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许多革命群众组织。抚州红色苏区的开辟，对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抚州红色区域内发生的重要战役战斗就有３０余次，著名的战役战斗有乐（安）宜（黄）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浒湾战斗、南城长源庙阻击战、黎川洵口遭遇战、南城硝石战斗、南城资福桥战斗、金溪八角亭战斗、宜黄大雄关战斗、黎川团村战斗、黎川三岬嶂战斗、广昌保卫战等。特别要提到的是，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这两次反“围剿”战争的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和双方牺牲之惨重，都是空前的，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在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下，抚州苏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反革命武装，与阶级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在１９３３年的扩红运动中，乐安县许多区的赤卫队、模范队整排整队地加入红军，一次就输送５００多健儿加入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国际师。宜黄县３次输送了８００余人、资溪输送了２０００余人参加红军。黎川在短短几天参加少共国际师就达１个团。南丰县的鄱阳村全村共３００余人，有１４０多人参加红军（6）。自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只有１５万人口的广昌县就有１５０００余人参加红军（7）。据不完全统计，抚州苏区先后有６万人以上参加红军。
抚州红色苏区人民积极支援革命战争。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乐安、南丰、宜黄等地苏区的地方武装不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还积极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破坏敌人交通队、救护队、洗衣队，支援战斗。乐安当时支前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比集结在当地的主力红军还多一倍，南（丰）广（昌）县有５１４３人参加支前（8）；他们还大力开展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农业生产方面，建立犁牛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组织红色割禾队、换工互助组、劳动互助社，大力开垦荒地，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和孤老代耕田地。在工业生产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小工厂，组织手工业者生产工、农业及人民生活用品，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在商业方面，组织供销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对稳定苏区物价、活跃商业、增加人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抚州红色苏区的群众还踊跃购买中央苏区发行的公债。在文化教育方面，县、区苏维埃政府中设有文化教育部，乡有文化委员，各地普遍办起了列宁小学和识字班、业余学校、训练班，还组织了歌唱队、业余俱乐部，使得广大工农子弟和群众不断增加文化知识，阶级觉悟普遍提高，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苏区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付出巨大的牺牲，有名有姓的革命英烈有９０８２名，仅广昌县的烈士就有３３７８人（9）。红军北上抗日后，抚州人民备受摧残，人口锐减。比如广昌县，人口由１５万锐减为６万（10）。
抚州红色苏区的开辟和建设，对于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对于革命战争的支援，对于打破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封锁和“围剿”，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兴衰存亡的见证地
抚州红色区域的西南部紧连着中央苏区的赣州和吉安，东北部与赣东北苏区接壤，东部与福建的邵武、建宁、泰宁毗邻，西北部的大部分是白色区域，小部分则是游击区域。可以说，抚州红色区域是中央苏区的前沿阵地，是中央苏区连接赣东北苏区的枢纽，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红色区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战役战斗，直接关系着中央苏区的兴衰存亡。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指挥下，英勇的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在抚州地区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谱写了红军和中央苏区不断兴旺发达的壮丽诗篇。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１９３１年６月４日至２２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先后在南丰县康都圩召开３次会议，史称“康都会议”。这次会议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即将发动的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而召开的。４日，总前委召开第七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林彪、郭化若、罗荣桓等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红军的分兵区域问题。１０日晚，总前委召开第八次会议，就政治形势的估量、前委分工、筹款运输、政治通讯等问题进行了研究。２０至２２日，总前委召开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和第九次总前委会议，研究时局和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敌人未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前，继续在北线抓紧筹款，解决给养；根据敌我态势，确定于都北部和宁都、瑞金间为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立即派部队到赣南开展工作，准备战场，并抓紧时间在闽西北的将乐、顺昌、沙县、归化、永安、清流、汀州等县筹集资财；为加强对赣南工作的领导，在中共赣南特委和红三军军委之上，成立中共南路工作委员会，陈毅任书记；同时，在福建长汀县成立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周以栗任书记，领导长汀、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