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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色记忆

红军为何丢失井冈山?

江西红色记忆 更新时间2021-3-22 15:10:01153人已关注

核心提示:袁、王被杀直接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1930年3月下旬,袁文才部以其妻叔谢角铭为首,王佐部以其胞兄王云龙为首,联名给湘赣省政府打电报,“电告反赤”,并在茅坪成立边防保卫部,完全控制了过去红军赖以最后据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是反映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井冈山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有重大意义。 / 新华社 供图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2011年6月30日,作者:黄昌成,原题:《井冈山:从绿林啸聚到革命摇篮》

七月的脚步越近,井冈山就越红火。在其中心景区茨坪镇,每一棵绿化树都红旗招展,数不清的旅客在每天早上登上一辆接一辆的旅游大巴,往返于茅坪、大井等红军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一直到夜幕降临回到住处。

“今年是建党90周年,许多游客都往井冈山来,我们所有的房间都住满客了。”一家三星级酒店的前台客服说,“这是十年来最为火爆的一次。”

早在1927年,井冈山也曾迎接过一批客人。在当年的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后撤退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当地“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的配合下进驻井冈山,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自此,井冈山便以“中国革命的摇篮”而著称于世。

八十多年后,当年的星星之火早已燎原。洞开山门的袁、王两家的后人们也早已开枝散叶,各自为生活而忙碌。

王佐的曾孙、已经67岁的王生茂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退休后,近来又被江西省干部学院聘为特约教授,主讲“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去年就讲了300多场,今年到现在讲了60多场,估计全年下来不会比去年少。”

从汝城到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东临江西泰和、遂川两县,南邻湖南炎陵县,西靠湖南茶陵县,北接江西永新县,是江西省西南的门户。

但按照1927年8月中央和毛泽东在《湘南运动大纲》以及秋收起义计划,工农革命斗争中心是地处湘南的汝城而不是井冈山。

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边界的大山区,处广东北上湘鄂的交通大道。当时汝城已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和驻汝城特委,工农革命军达4000人,枪千余支,工农革命群众达五万多,被誉为“新湖南”和“东方彼德堡”,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

其时中共的计划,割据湘南一是为了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东江,准备在广东建立革命政府之后搞第二次“北伐”;二是形成一个革命中心,带动湘粤赣三省革命。

秋收起义爆发后,革命军撤退到浏阳市南隅的文家市,前委会议否定了“攻浏阳直取长沙”的既定方针。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的一个大教室开会,师长余洒度等人坚持要攻打长沙,而毛泽东则坚决不同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最后,毛泽东的战略退却意见获得通过,会议最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孰料部队在假道湘赣边界前往湘南途中又生变故,在卢溪的白泥岭遭到赣敌朱士桂部的袭击,损失700多人,总指挥卢德铭阵亡,剩下800多人的队伍进入莲花县城。

在进城次日,原浏阳县工农义勇队的中队党代表宋韵琴(后改名宋任穷)携带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赶到,并向毛泽东转达了汪的口信:“毛应该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其余的事都写在信上。”

因为中央曾规定,秋收起义前委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要接受哪个省委的领导;而原定前往湘南是以一个师的军力为前提,而当时部队只剩下1000人,出现了枪多人少的情况,军力的变化决定了原计划行不通;再加上湘赣边界各县没有驻扎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这对军事上接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非常有利。

“江西省委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信息。这封信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余伯流和井冈山学院研究员陈钢在他们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一书中这样认为。

井冈双雄

“面对要上山当山大王的毛委员,袁文才和王佐心里是不踏实的,怕被人吞了。”王生茂说。

袁文才是客籍人,1898年生于宁冈茅坪附近的马源村,早年在永新求学。因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和活跃在茅坪一带的一支绿林组织“马刀队”建立了关系。后来其母遭豪绅杀害,便公开投奔了马刀队。由于他有文化,会计谋,逐渐成为马刀队的首领,在宁冈周围有较大影响。

王佐,井冈山下庄村人,也是1898年生。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从小学做裁缝。在一次给绿林好汉朱孔阳(外号朱笼子)缝衣的时候,朱孔阳见他有胆识,便邀请他充当“水客”(即搞侦探)。后来他自己买了一支枪,脱离了原队伍,另外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武装自立为王,主要在茨坪一带活动。

由于袁、王两人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又是同年所生,遂结为“金兰之好”,彼此感情很深。这两支队伍互相配合,各霸一方,控制了井冈山一带。袁文才部所奉的宗旨是“劫富济贫”,不坑害平民百姓,专门向土豪富绅打主意;而王佐则打出“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旗号,不在驻地的十几里范围之内“吊羊”。因此,二人当时就有“井冈双雄”之称。

大革命时期,宁冈、遂川两个县的党组织曾分别派人到袁、王部队开展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两支武装也分别于1926年秋和1927年初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于1926年秋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大部分塌台,地方武装枪支也大部分被缴去,而袁、王两部却各自保存了60支枪,坚持与敌作斗争。1927年7月,还参加了攻打永新城的战斗。

1927年9月27日,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并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宁冈县古城,而这一带,已经是袁文才的活动范围。

10月3日晚上起连续两天,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召开了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除了前敌委员会委员以及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之外,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和袁文才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据何长工生前回忆,会议上讨论了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提议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而毛泽东则认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并提出想在次日与袁文才会面,进一步商谈上山问题。

“跟定共产党”

“如果没有袁文才和我爷爷王佐的敞开山门,毛委员的部队在井冈山很难扎根。”王生茂这样认为。

心存疑虑的袁文才将会面地点安排在茅坪与古城之间的大仓林风和家。大仓是位于古城与茅坪之交的一个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来的十几户客籍山民。林风和则是这个村庄的大户。

余伯流认为,这显示出了袁文才的精明独到之处:一来显示了自己礼重朋友,亲出远门相会;二来阻挡了毛泽东等进入自己的“巢穴”茅坪,不至于泄露底细,且可以试探毛泽东是否心存吞并之意。

为了安全起见,袁文才事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名枪手,后来见毛泽东方面只来了7个人5匹马,还要赠送自己100支枪,便放下戒心杀猪相迎。据苏兰春在《回忆宁冈的革命斗争》中说,“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挨山边。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带200元,在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毛泽东的赠枪举动使袁文才疑虑顿消。在此后的10月24日与王佐会见之时,毛泽东依样画葫芦,亦通过赠送70条枪的行为让王佐折服。

“袁文才、王佐他们是‘宁可人死,不可丢枪’的。”王生茂说,“而且国民党上山是要缴他们的枪,现在毛委员上山送枪,让爱枪如命的袁、王二人非常感动。”

为了部队上山后能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属下出现违法乱纪骚扰群众的行为,毛泽东在部队出发前,于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对此,当年在场的陈士榘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随着后来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毛泽东后来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并在革命战争的事件中逐步加以完善,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进驻茨坪后,指令已经担任王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王佐的死对头尹道一巢穴,并将其人头割下送给王佐。王佐十分感激,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共产党”。

管家王佐

1928年2月,毛泽东将袁文才和王佐部队合编,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袁文才王佐分为正副团长。这意味着毛泽东和前敌委员会对袁、王二部的改造工作取得成功。

“我奶奶告诉我,毛委员在军队进驻茨坪后,曾一度在如今的毛泽东旧居处居住办公,而我爷爷家离那里不远,每次开会前,他都会让奶奶准备好饭菜,说会后要请毛委员到家里吃饭。”王生茂说。

其时王佐被湘赣边界特委任命为防务委员会主任,除了担任军事上的防务,还要负责军事根据地内的后勤事务,从吃穿到枪械修理、弹药供应,包括制造货币,都由王佐一手负责—另外,在他和袁文才的保媒下,毛泽东与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的贺子珍在井冈山结为夫妻。

“我爷爷在茨坪创办了被服厂,每天能缝制90套红军服。”王生茂说,“他是裁缝出身,做成这个本也不太难,但更为不容易的是,他还开设了红军医院和造币厂。”

据记载,在1928年10月起,在王佐的一手促成下,红军官兵捐钱,附近的乡苏政府派工,在小井建成了江西一带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红军医院。

最为毛泽东称道的是王佐在黄洋界和茨坪两地建立的造币厂。在早期绿林生涯时,王佐也曾制造过“假花边”,在创办红军造币厂时,他将以前合作过的谢亚秋、谢火龙等人聚集起来,为红军造银洋。

匡胜和刘晓农曾这样描写王佐的造币车间:厅堂里有一台高达的冲压架,架上安着几个滑轮,一根粗长的棕绳系在滑轮上,另一端吊着一块足有五六百斤的长方形碓石,谢亚秋兄弟拉着棕绳摆开架势拉起大碓石,随着一声震耳的巨响,谢火龙便从墨西哥版的钢模里取出一块崭新的银洋。

在鼎盛时期,王佐的造币厂每天可铸造银洋500多枚,在根据地流通使用。1928年冬,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造币厂迁至大井和下井,直至井冈山失守后,工厂被破坏,才被迫停业。

在整编袁、王二部两个月后,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次日,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开创了根据地新的局面,迅速取得了四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余伯流和陈钢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在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石。

错杀袁王

“毛委员刚上山的时候,得知我爷爷手上还有60支枪,他很惊奇,问怎么保存下来的。”王生茂说,“我爷爷告诉他,其实山里人不会打仗,我们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和他兜圈子,这个是朱聋子教他的。”

后来,毛泽东在革命军官兵讲课时,多次提到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打法,要求部队“既会打仗,又会转圈”,提出“打仗就像做生意,赚钱就来,折本不干”,创造了红军的游击战术。

在茨坪,毛泽东经常与王佐谈心,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王佐也经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胜读十年书。

“我爷爷讲义气,对毛委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特委的其他领导并不放在眼里,组织观念不强。”王生茂说,“这也是导致他后来被错杀的原因之一。”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袁文才身上。在1929年1月,袁文才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随毛泽东率领的大部队下井冈山,后因看到中共“六大”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的解决议案》,担心被暗算私自离队。在1930年2月,因为在策反罗克绍等问题上擅自行动,袁文才与自己的“老庚”王佐一道在永新县被湘赣特委错杀。

而后,袁王二部连以上骨干共计被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意留下的,编入红五军和宁冈游击队各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返乡。

据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在上世纪50年代,袁、王二人获得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从未与自己爷爷谋过面的王生茂在1966年来到井冈山博物馆工作,虽然其间有20年被下放到家乡下庄的珠砂林场劳动,但对爷爷以及井冈山的历史日渐熟悉。

“袁、王被杀后,萧克、陈毅等红军主力部队多次欲夺回井冈山,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将其解放。”王生茂说,“巧合的是,当时第18军的军长,正是当年在王佐部下做司号兵的永新县人张国华。”